“条例影响挺大,那以后做任何工作都有法律依据了。”王峰说,“因为大部分人有英文和拼音基础,四五天就能全部学会。手机发送也方便,我们还制作了双语言表情包。湖南和贵州的白族,学习热情也很高。”

拯救濒危少数民族语言 “国家队”加入

在孙宏开看来,语言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承载了族群几千年的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知识系统。语言是传承这套知识的载体。如果保护不及时,语言消失了,知识也就消失了。

在贴上濒危的标签后,哪些语言注定难逃一劫,距离死亡边缘又有多远?“现在很难去界定,就算可以,也没人会硬着心肠去推一把。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做,但是可以积极去讨论,哪些语言不应该消亡?如果消亡了,我们必须追问,它的消亡是谁的责任?”姚大力认为,要让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不但要保存下来,而且是与时俱进,充满生命力,这就需要有一个地方让语言实现它的全部功能。何谓“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他给出了两点判断依据:第一,人口规模比较大;第二,拥有一片历史的世居地。美国唐人街的汉语就不是实现全部功能的汉语,这可以是一个反面的案例。尽管长期有汉人居住在那里,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但美国社会的主流交际语言是英语,当人们讨论一些严肃的学术问题、或者是经济政治新闻时,首选的对话语言并不是汉语,而功能受到限制的汉语就会慢慢衰退。汉语在香港的遭遇也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但由于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系统采用英语教学,其结果就是汉语变得残缺不全,“经过两代、三代,汉语就退化成一种基本的日常用语。”

  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洛玛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落,村子目前有137户人家。在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松梅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前段时间她做过调查,村里35岁以上的人还有逾90%的人在说哈尼语,但是35岁以下的人,已经有一半不说了。“能唱我们民族哭嫁歌的人,已经找不出十个。”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中心校小学教师刘蕾证实了这个情况。

你可能想不到,答案远远多于民族数量,130多种。

濒危语言在中国热闹了二十多年,戴庆厦在肯定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语言学界与一些地区热衷于濒危语言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打着抢救濒危语言的旗号去申请项目,二是有的地区希望借此拿到优惠政策。”戴庆厦举了云南通海“嘎卓”的例子:“我去过那里多少次,这个语言发展得很好,没想到去年一个会议,当地一个搞研究的人提出,嘎卓的语言也是濒危语言。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还有98%的人在使用。”他直言,目前的中国学界,濒危语言研究出现了一种夸大的倾向,这就不利于摸清真实情况。“包括方言在内,沪语告急、粤语式微,功能衰退能不能说是濒危?我们这代人的古文水平肯定不如上一代,那么下一代人的语言能力不如上一代人是不是属于濒危?”戴庆厦坚持要对濒危语言做准确、科学的定性,并对整体现状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和考量。

  在这些保护行动中,文字成为拯救语言的密码。

历史上,大部分民族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极少数民族,用汉字转写,如古壮文、老白文等。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为部分少数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1957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尼文创立。但是,当时政策时间很短,1958年创立的白文并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

历史上,大部分民族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极少数民族,用汉字转写,如古壮文、老白文等。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为部分少数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1957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尼文创立。但是,当时政策时间很短,1958年创立的白文并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至今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去西藏地区,当地没有“方便面”这个词汇,人们就用“康师傅”来替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这样,自己的词汇本来就很有限,涉及政治、科技、工业的词汇都是外来的,而随着外来词汇的介入,懂得传统语言的人就更少了。”葛剑雄说,少数民族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语言主要靠口头交流,而只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传承书面语言和文字。“通过自然的传承、光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努力,保护和发展濒危语言是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鼓励其他民族的去学习、去研究,尤其是人口最多的汉族。”

  孙宏开说,杂居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容易走向濒危,湖南桑植白族也证明了这一点。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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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峰老家,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些学校每周会加一节民族语言的课程。

如何鉴定一种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9项评估指标:代际语言传承,语言使用者绝对人口,语言使用者相对人口,语言使用域的走向,语言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官方语言态度和政策,语言族群的语言态度,现有记录材料的种类和质量。前6项考察语言活力与濒危状况,分为安全、不安全、确有危险、很危险、极度危险、灭绝六个不同等级。“经过这些年的识别工作,中国语言的种类一直在增加,最近的数据是136种。”孙宏开表示,真正充满活力的、划分在安全级别的语言不多,约有七八种,处于极度危险的数量相当,已经灭绝的有两三种。他提到了自己写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浓厚兴趣,曾被翻译成4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那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壮语、彝语等,而属于濒危语言、灭绝语言的两组数据似有偏差。列入“濒危组”的成员近20位,包括阿侬语、赫哲语、塔塔尔语、图瓦语、仙岛语、泰耶语等;“灭绝组”则有满语、木佬语、哈卡斯语、羿语、巴则海语等8种语言,其表现为——没有掌握母语的单语人,绝大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语言;母语已经无人使用,仅仅保存在个别老年人的记忆里或者文献里;仅有个别人知道母语,但已经没有人再来用它作为交流和交际思想的工具。

  据他介绍,他们现在鼓励一些民间艺人用拼音白文记录。“这些民间艺人,会唱很多民族故事。他们之前记音都是用的老白文,很少有人能看懂了。现在我们鼓励他们用拼音白文来记音,这样有利于流传。”

除了民间课程,地方政府也在行动。

“每种语言记录3000个常用词、100个句子和400分钟的文化典藏。”孙宏开介绍说,三年来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戴庆厦认为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问题,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本族人对待母语消亡的态度。以赫哲族为例,这是一个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赫哲语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使用人口急剧减少,语言功能不断弱化。200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区街津口乡,会赫哲语的人仅占总人口的2.14%,绝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汉语。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少、居住分散,而流动性大的渔猎经济、高比例的族际婚姻、汉语教学也与之有关。一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实地探访三江赫哲人家,看到的景象是“现在建有双语小学,但除了少数几位老人能说一些,已经很少有能完整讲赫哲语的人了”,其结论是“今天赫哲语已成为严重濒危语言”。

  文字成为语言保护的“密码”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条例影响挺大,那以后做任何工作都有法律依据了。”王峰说,“因为大部分人有英文和拼音基础,四五天就能全部学会。手机发送也方便,我们还制作了双语言表情包。湖南和贵州的白族,学习热情也很高。”

“我们的努力现在逐渐显露出效果,国家对待语种的认识,基本是按照科学的鉴定来做。但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在少数民族内部,也会产生观念上的分歧。”孙宏开说,一些官员、领导不愿自己的子女去学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更愿意到汉族地区去学汉语、学外语,以获得更高的信息资源。“就个人而言,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面的示范作用。作为本民族的精英,你一边提倡学母语,一边又把子女送出去学习其他语言,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与学者不同,一些官员的觉醒比较晚,有的甚至在退下来之后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孙宏开认识一位怒族的前自治州副州长,现在积极地做着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到处呼吁,求爷爷告奶奶,做怒族语言的保护,记录文献、编纂词典。”

我要反馈

赫哲语的濒危处境,在刘蕾看来,与他们民族人口少不无关系。

她生活的街津口乡是“六小”民族赫哲族的聚居区。“之前有个调查,当时完全掌握赫哲语的只有十几个老人。不过现在很多人也在学习,能掌握一些对话。”刘蕾说。

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语保工程”为大家留住乡音

文字成为语言保护的“密码”

阿龙语只剩十几个老人讲得好

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被姚大力用来解释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我认识的一些蒙古族朋友,认为不会讲蒙古语的蒙古人就不是真正的蒙古人,但是农耕化意味着汉化,随着游牧经济的转变,可能超过一半的蒙古人不会讲蒙古语。我经常劝他们,不能因为你的同胞不会讲蒙古语,而看不起对方。”语言没了,人群的大量文化特征会丧失,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种假设,如果一个人群最终不得不丧失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是否必定会丧失文化的独特性?姚大力的回答是,一种语言对于一个人群的文化非常重要,但是反过来没那么简单。一个族群所形成的某种独特的文化,可以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形成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即便建立界限时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文化特征消失了,界限依然存在,这是因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人为建构的,就算当初取得界限的文化特征没有了,还可以创造另外一些文化特征来维持这个界限。“乾隆年间,满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有两个,一是满语,一是骑射。乾隆以后,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弱过程,但满人不会据此认为自己不是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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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选择走出去。走出去的人,保持母语更加艰难。

党项民族是古羌人的一支,曾经建立过西夏王国,如今党项语已经完全消亡。满语也几乎步了党项语的后尘。专家称,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两个王朝的民族,后代已经没有人会说满语。

“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

  “每种语言记录3000个常用词、100个句子和400分钟的文化典藏。”孙宏开介绍说,三年来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哈尼族的学生在上课。 李松梅供图

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濒危语言;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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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影响挺大,那以后做任何工作都有法律依据了。”王峰说,“因为大部分人有英文和拼音基础,四五天就能全部学会。手机发送也方便,我们还制作了双语言表情包。湖南和贵州的白族,学习热情也很高。”

中国一共有多少种语言?

“在少数民族地区,精通本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的人本来就不多。相对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就是散居的,长期聚居的往往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那么要让他们自己来传承本民族的语言是很危险的。相对来讲,汉族的人口多,能够培养去学习其他语言的苗子也多。”葛剑雄表示,少数民族的语言有很多与历史上的汉语、汉族文化有密切关系,比如西夏、契丹的文字,就是从汉字的方块字里演化出去,有的民族语言借用了古代汉语的一部分词汇,这个情况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新的词汇,往往直接用了汉字的音,如果懂汉语尤其是古汉语,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话,本身就具备了这方面的优势。“从双向交流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一批具有汉族文化背景的年轻学者,赶快去填补这个空档,纠正目前的这个情况。因此要动员优秀的、具有语言天赋的汉族青年,让他们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共同完成传承的使命。”

  中国一共有多少种语言?

云南民族大学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定向招收哈尼语专业的学生。这是红河州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哈尼族学生进入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进行本科教育学习,他们毕业后成为哈尼语保护传播的重要力量。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本民族的人和语言学家共同努力,让语言更好地传承下去。”孙宏开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也明确讲过,语言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在羌语的保护上会出现意见分歧?2008年冬天,孙宏开去巴黎开会,特地带了一个法语翻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组的官员进行交涉,讨论语言能否作为直接保护对象。对方的回答是:语言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公约的条文中间,没有把濒危语言的保护作为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是因为在公约通过时掌握话语权的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也不赞成这么做。双方在后来的交流中,非遗组的专家还用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来指代语言与语言产品,“根死了,叶子也就枯了,我也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这个比喻。”孙宏开心有不甘,但他也承认,“非遗”也是保护濒危语言的一件外衣,“这根政策的指挥棒很厉害,好多地方都在积极申请非遗传承人,而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语言来传承的。”他估算了一下,1/3的非遗项目靠语言传承,还有1/3靠语言的知识和技艺。“苏州话没了,评弹就失去了味道,藏语没了,《格萨尔》又该如何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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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梅老家的哈尼族村落,据她介绍,年轻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有的将孩子直接带去,有的是孩子放假时去一两次。“城市对孩子们冲击很大,去了之后就不说哈尼语了,觉得土。我跟他们说哈尼语,他们就用汉语回我。”李松梅说。

“国家队”的加入,则让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力量瞬间壮大起来。

1974年,欧洲的曼克斯语随着内德•麦德瑞的去世而消失;1981年,澳大利亚的瓦龙古语(Warrun-gu)在最后一名使用者倒下后而灭绝;1992年,高加索地区的乌巴赫语在秋日的某个黎明到来前结束了使命;1995年,喀麦隆阿达马瓦省的卡塞布语没能等来新年的热闹钟声。1998年,中国学者薄文泽在贵州毕节与四川古蔺交界的山区找到了一个会说羿语的老人,两年后,老人过世,这唯一的调查线索也断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一书中,作者简单描述了我国一些濒危语言的生存状况:赫哲语——至2000年年底,会说这种语言的只有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满语——黑龙江黑河市、富裕县少数边缘村屯的老人能说满语,不超过50人;仙岛语——阿昌族的支系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人左右;苏龙语——珞巴族的支系语言,传承者仅数十人。

  当然,任务依然艰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接受采访时说,800多个调查点尚未启动,东南地区方言极为复杂,设点多、难度大,今后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赫哲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交汇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赫哲族人口只有5354人。

短短的一则消息拨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人们在就推广通用语言的话题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开始惦记各自家乡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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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身为人大代表的刘蕾,做了很多调查,也提了一些建议,刘蕾的想法就是,“别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让赫哲族文化消失”。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语言很难被保留下来,或者说,很难避免绝灭的命运。不同人群所讲的语言,差不多每天都在消失,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这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什么?这是两个概念。”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表示,就像世界上的物种每天在消失一样,所谓的保留,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保存,而是让它们成为人类物种基因库里的一员。“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自然界需要的物种究竟是越来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们没办法奢求保留全部,但总还是希望保持一个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语言为什么很重要?它是一种文化能够生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一个人群的语言丧失了,那么他们的文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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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想不到,答案远远多于民族数量,130多种。

所有的受访者还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发达,带来普通话普及。

一种语言的背后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两个民族在交流时会碰到一个翻译的问题,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是反过来,仅仅掌握一个民族的一种语言,无法真正做到互相理解,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很多优秀的翻译是外国人把中文书籍翻译后推介到国外,一般他们都学过中文,而掌握译出、译入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把作品的内容深刻理解,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语言背景后,译作也就更容易为国外的读者所接受。”葛剑雄说,我们现在往往只能依靠少数民族的语言专家来翻译汉语文本,其中不少人只会汉语的语言,并不十分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甚至对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也缺乏足够的研究。“当时培养了好多民族干部,都是从民族学院毕业的,他们对于本民族的认知水平要比我们高,但是有一个共性的缺点,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方面的知识理解不够,在讨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时候,不少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人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在汉语转化成民族语言的过程中,一些文本的翻译是错误的,因为没有比较,一直延续下去。“如此一来,无论是对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还是整个国家范围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都是很不利的。”

  如今,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都已经行动起来,拯救那些处于濒危边缘的语言。

但这130多种语言,“活力”却不尽相同,除了几种使用人口多的语言外,在中国社科院著名汉藏语专家孙宏开看来,大部分语言都在走向濒危。

李松梅老家的哈尼族村落,据她介绍,年轻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有的将孩子直接带去,有的是孩子放假时去一两次。“城市对孩子们冲击很大,去了之后就不说哈尼语了,觉得土。我跟他们说哈尼语,他们就用汉语回我。”李松梅说。

“濒危语言的问题很复杂,要考虑历史背景、现实状况。有人说,濒危语言要抢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多样性都在消失,所以没有必要去阻止。说到底,语言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它有交际功能,那就保存。不讲母语,会用更有效率的语言,这样做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因此在濒危语言的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黄行的看法是,不要让悲观论裹挟濒危语言现象。“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状态,伴随着多元文明与多样文化,传统社会比较封闭,信息手段只是口耳交流或者纸笔交往,到了开放的现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市场经济,整个体制的变化,造成语言越来越统一和规范,势必会伴随多样性的消失。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特点所造成的结果,不像物种消失,一种纯粹的消极现象。所以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一种平行的价值取向,很难说。”

  在王峰老家,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些学校每周会加一节民族语言的课程。

2015年,我国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是继1956年开展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我国语言文字领域又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型语言文化国家工程。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族裔的语言文化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中国使用人口100人以内的语言有7种;使用人口为一百到一千的有15种。有的语言已经消亡,如满语、羿语、木佬语和哈卡斯语。还有一些语言,如阿龙语、赫哲语,现在只剩几个老人讲得好。

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最后一个民族自治县。上世纪50年代,孙宏开就在羌族地区考察过羌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见证了羌语的由盛转衰。“1956年,我在桃坪搞了一个语言调查点,那里的年轻人都会讲羌语,当时有很好的语言环境,而在50年后,北川的羌族孩子都不会讲了,当地人跟我说,孙教授,你来教我们孩子羌语吧。”在孙宏开的印象中,北川确实很另类——无羌语的羌族自治县,虽然人们穿着羌族服装,但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会讲羌语,处境很尴尬。封建时期,少数民族受到贬低和歧视,被认为是不可驯化的野蛮人类。茂县、理县的县志都有记载,羌族人进城后不允许穿民族服装、不准说羌语,羌族学生在学校里说羌语,还要被罚站。“现在的语言消失与过去的打压政策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国家历来主张民族平等、语言平等,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研究和保护的工作推迟了10多年,如果能早一点重视,抢救会更及时一些。”孙宏开透露,学界多次呼吁,希望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特别是保护濒危语言的文字法,但是一晃20多年过去了,草案改到了第七稿,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至于北川,在2008年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曾提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建立羌族文化生态试验保护区,羌语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但是没能成为直接的保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