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十余人又将记者强行拖拽至一楼保安室,在此过程中再次对记者进行殴打。而在保安室内,记者遭遇十余人用木棍猛击。殴打结束后,对方又强行将记者带至医院太平间。当记者被放出太平间时,对方拿着两千元人民币强行塞给记者,并要求记者“配合笑一下”,否则便是一顿毒打。

来源丨中国网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我国已加入此国际公约,律师口头和书面辩护有关言论享有豁免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的律师处处受到打压、限制。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第三十六条“扰庭罪”、第三十五条“泄密罪”增项引起了法学界律师界热议。今日大案转发北京朝阳律协向全国人大常委提交的建议书,这是地方律协第一次就全国性立法独立发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律师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为行业发展和良法善治建言献策,我们并将持续关注相关立法工作。

殴打诉讼参与人以及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属于犯罪;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历经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后,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近日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修改扰乱法庭秩序罪、暴力袭警入刑问题尘埃落定。
多位司法实务界人士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刑九的这两处修改有利于维护法庭秩序、树立警察权威,应该全面理解并严格依法适用。建议有关部门出台司法解释,明确相应罪名的具体标准,细化相关流程规定,确保新增条款从“纸面”走到“地面”。
扰乱法庭秩序时有发生
“修订扰乱法庭秩序罪,顺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尚学文介绍说,尽管目前庭审秩序总体良好,但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
比如,庭审过程中,有的当事人情绪失控,频频打断法官、检察官、律师发问;有的当庭辱骂甚至殴打辩护人、被告人;有的旁听人员私扯横幅,大肆喧哗、哄闹法庭;有的冲击法庭警戒,毁坏法庭设施,导致庭审无法顺利进行。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对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促进庭审秩序持续向好,具有积极意义。
尚学文告诉记者,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扰乱法庭秩序罪,将聚众哄闹、冲击法庭以及殴打司法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入罪处理,但这一罪名实践中运用较少。“以河南为例,近3年来仅审理此类犯罪案件3件,判处犯罪分子3人,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尚学文分析,出现这种现象既有定罪标准不够明确具体的原因,也与执法观念和司法环境有关。过去较长时间内,受“维稳”思想的牵制,一些地方政法机关对于当事人缠诉闹访、哄闹法庭、甚至当庭殴打司法人员的行为,不敢依法打击,客观上是一种姑息和纵容。
“诉讼活动中,法官、检察官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国家在行使审判权、公诉权,律师、法定代理人等诉讼主体的参与,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良好的法庭秩序,既是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需要,更是彰显国家法治尊严、维护国家司法权威的需要”。尚学文说。
细节有待司法解释明确
“修正后的扰乱法庭秩序罪比原来更加全面了”,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全国首届审判业务专家孙海龙说,相比原刑法第309条,新条款虽然量刑没有变化,但具体构罪情形增加了3项,即“殴打诉讼参与人的”“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孙海龙认为,这一条款应当严格依法适用。世界大多数国家藐视法庭罪的定罪门槛较低,甚至法官可以直接定罪。但在我国,这个罪是一个公诉罪名,需要经过侦查、起诉和审判环节。程序如此设计,有效防止了法官可能的滥用。如何有效划清“侮辱、诽谤、威胁”与诉讼参与人激烈甚至不当言辞的界限,还有待司法实践的具体检验和发展完善。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殿学律师也认为,目前刑九的相关条款有些模糊,需要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比如,对污辱、诽谤、威胁等言论入罪的条件需严格限制,至少要达到独立诽谤罪标准才能入罪。
“污辱、诽谤、威胁等基本上属于言词范畴,并没有清晰界定;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的概念不清楚;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概念较模糊,容易被扩大理解”。王殿学认为,进一步明确规定,既能使法条发挥维护司法权威的作用,又能避免实践中被扩大解释以致滥用。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姜双说,法官具体适用这一条款时可能非常谨慎、克制。一方面,它的自由裁量范围较大,主观判断较强,弹性比较大,比如何为“情节严重”,实践中不好掌握;另一方面,适用这一条款属于公诉案件,如果法官与检察官认识不一致,可否提起自诉?管辖方面,是在法官所在地法院管辖,还是交叉管辖或者异地管辖?期待出台更为细化的操作流程,避免条款适用出现“落地难”。
暴力袭警入刑震慑力强
与刑法修正案(八)相比,刑九新增“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的规定,受到社会群众广泛点赞。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政委沈霞说,近年来全国多地出现侮辱谩骂、围攻阻挠甚至暴力抗法、恶意袭警等行为,呈现出公开性、盲从性和残忍性的特点,并从个人突发性抗法向有组织群体性抗法发展。不仅危及警察生命安全,而且严重损害了警察的执法权威和法律尊严,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感。
据统计,天宁公安分局2014年以来发生阻碍执行职务案件34起,其中5起转立为刑事案件;妨害公务罪案件14起。除此之外,随意辱骂民警、摔砸警方物品的行为不计其数。去年年底,天宁公安分局一名派出所民警处理一起迪厅打架警情时,被6名犯罪嫌疑人群殴,头部被砸破,耳朵被咬掉一块。后来5人被判处有期徒期6个月,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按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定罪量刑标准,盗窃(没有前科)1万元以上的起刑点就是6个月,“可见对日益猖獗的袭警行为,目前量刑明显过轻。违法成本低,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沈霞说。
“刑法作为我国处罚最为严厉的一部法律,除了惩罚犯罪,还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沈霞认为,刑九在妨害公务罪中将袭警行为明确列举出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震慑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反问号注意到,据顾律师反映,在庭审之前,当事人就受到地痞流氓的威胁,所以当事人提醒他们庭审完取了行李赶紧走,没想到还是被人尾随遭到殴打。

作为一名法律人和职业律师,我仔细阅读分析了有关“扰乱法庭秩序”的修改,发现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为了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规范律师的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制定本法。

我建议取消《说明》第35条的修改,具体理由如下: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事发当晚,湖北荆门警方向媒体通报,中午12时许,巡逻民警抓获一人,晚上9时,一名涉案人员向警方投案自首。

综上,建议全国人大取消上述修改。

无须回避,传说中的“死磕派”律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法庭的敬畏,给法庭的庄严带来了一些困扰。但它也确实推动了某些个案的纠正,给僵化的法律注入了一剂亢奋。今天,执业律师这个行业却也正煎熬着“死磕者”带来的阵痛。但事实上,“死磕”一词已被坊间妖魔混同,在此,有必要厘清的是到底是“因私欲而偏执”还是在“为正义而坚持”。若为后者即便被认为“死磕”,也是必要的。立法者万万不可以因一人生病要求全体执业律师吃药,极端案例并不能成为修改《刑法》的理由。《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立法者须穷尽所有可能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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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决定为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令全国人民鼓舞。然而,遗憾的是,近期全国人大公布的《关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的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中,增加了对律师个别违规执业活动的刑罚,不仅与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而且将危害整体长远的法治体系的构建。

如果必须要增补,那么,建议增加对律师执业保护的但书条款:“但律师在履行代理或辩护职责的除外。”

  第四章第三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然而,该修正案入罪门槛如此之低,将使律师,尤其刑事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处于胆怯甚至恐惧之中,不敢畅所欲言充分为被告辩护,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或者指出庭审的错误,使得原本就失衡的控辩和审辩格局进一步向控方和法院倾斜。这将严重压制四中全会决定意欲强化的诉讼当事人的辩护辩论权,损害程序正义,阻碍查清案情和及时纠正庭审中的错误,最终导致错判和错案增加。

(四)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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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剧中的屠夫曾经预言:如果想要干一件迫在眉睫的事的话,那就先杀光所有律师吧!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再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5条(刑法309条)”侮辱诽谤威胁司法人员入罪”是严厉管制律师的又一紧箍咒,此条一旦通过,律师在法庭上抗争程序违法、司法不公的正当言行都有可能轻易获罪,律师执业环境无疑将更加雪上加霜,甚至根本败坏律师制度和司法公信力!事实上,现在敢于咆哮公堂的,往往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律师,而是法官,甚至是书记员!兹事体大,立法决策者不能不察!
@大案今天刊发全国政协委员、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主任胡光特别提案,建议全国人大取消或删除相关条款的修改。《大案》(mycase)持续关注相关立法进展。

附:第三十六条将《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修改为: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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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扰乱法庭秩序”罪可能会被滥用建议删除

来源:大案

  不只是“故意伤害罪”那么简单

一、没有区分民事惩戒和刑罚,一律入刑;同时对于如何定罪缺乏明确的客观适用标准,规定模糊,入罪的可能性大,可能被滥用,容易成为“口袋罪”,有矫枉过正的之虞。对于违反《草案》第308条、第309条的有关行为,在国外一般称作“藐视法庭”。国外对于“藐视法庭”的构成要件、处罚标准、量刑依据等都有明确而清晰的规定,或者有根据多年来积累的判决形成的详细而明晰的规定。而《草案》中仅对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作出了规定,同时一律入刑,并未针对其严重程度、是否故意分别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例如《草案》中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即可入罪,一方面对于侮辱、诽谤、威胁的程度和认定比较主观;同时“不听法庭制止”规定模糊,即到底是“使用同样的行为被制止后又重复之前的行为”,还是“在被制止后停止之前的行为,又在之后又有新的被认定为侮辱、诽谤、威胁的行为”,缺乏客观标准,很容易入罪,使得律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如履薄冰,一言不慎就有可能被认定为侮辱、诽谤和威胁从而入刑。

客观地讲,《刑法修正案(九)》涉争条款确实具有普适性。但我们注意到,大家对涉争条款的担忧和指正不光是因为条文的文字表达或抽离了具体语境的规范或设计本身有了问题,而沉重忧虑她在执行中被歪曲以至损伤了律师的执业权利,故而迸发了维护“律师执业生态”的呼喊。从当前《刑法修正案(九)》涉争法条本身来看,她已将涉罪主体放大到司法工作人员,亦将保护对象涵盖到诉讼参与人,最大程度考虑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精神。然而,更多的执业律师提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在于实践,法律最大的价值在于实施,他们更关心谁来实施和如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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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说明》,修正案在现有《刑法》的第308条后增加一条将“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二审前后,执业律师群体以一种自由却又充满着忧郁的方式表达了对修正案第35、36条的深度焦虑。一个执业群体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对法律的修正进行了前置的积极参与,其立法意义深远且弥足珍贵。我们从这样的行动中感受到一个行业的理性回归和智慧的聚焦,它正在推动着中国法治的完善。

第四,我们要理解律师个体在个案中的作用价值与律师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作用之间的辨证关系。律师在个案中主要是维护当事人个体的合法权利以及实现当事人个体合法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就难免需要尝试将法律的边界向有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对方的方向推移,也会难免需要近乎苛刻地寻找对方律师、控方、甚至法官的错误和漏洞,律师在个案中的执业活动并不需要让每个法官和检察官感到喜爱和舒适,甚至无法体现出律师作为整体的光辉价值,然而当无数的律师作为整体都在这样做的时候,法律将在反复推敲和博弈平衡后找到最恰当的边界,正义将最有可能地得到伸张,公平将最大范围地得以实现。

尊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国法治进程还需要普遍监督的今天,提请对《刑法修正案(九)》第35/36条延迟修正,这样也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和司法改革节奏的。

  记者被关太平间殴打

三、较轻的行为可能导致与其违法程度不匹配的严重后果;没有规定惩罚的终止程序,惩罚过重,没有给违法者改正的机会,极有可能矫枉过正。对“藐视法庭”实施惩罚的国家,出于维护法庭秩序、警示和教育诉讼参与人、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藐视法庭”的行为,处罚从轻至重都有各种档次多种选择,同时一般都还有一个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执行回转的程序,即在惩罚“藐视法庭”的有关人员的同时,如果相关人员确有悔改,或者情势变更,法官有权立即停止惩罚。根据我国《律师法》第49条,“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而根据《草案》,一旦律师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则一律入刑,吊销执照。对于律师来说,吊销执照的后果比刑罚单处罚金严重得多,本来一个只需要处以罚金的行为,由于入刑,就导致律师被吊销职业资格的严重后果。同时由于《草案》没有规定相应的刑罚终止程序,一旦因违反《草案》第308、309条,则刑罚不可逆,相当于直接给律师的职业生涯判了死刑,丧失了刑罚的教育意义,有违立法本意。

为此,我们谨慎建议: